主要原因：1949年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Zhong共领导的武装革命成功取得了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让Zhong共具有非常高的自信心。
  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有Zhong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他宣称，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
  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Zhong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正在进行反法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以某种形式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某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制胜的法宝。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下令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
 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对此，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这个“打”的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1954年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Zhong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十余年的缅甸某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它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其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安全回缅，以及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要对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 [本文主要资料：《毛泽东：暴力革命是某党人最有效的“刀子”》杨奎松]
 
  WHY80注，所谓革命输出或输出革命是一种政治术语。指在本国革命胜利后，帮助其他国家进行与本国革命性质相同的革命。如，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周边的其它国家通过暴力等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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