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国内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房地产、地方债、地方财政、国企、教育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于是网上经常有人回头问:这些问题是不是当年的改革留下来的?甚至有人直接把今天的很多困局,归到朱镕基头上。
我倒觉得,评价朱镕基,不能只站在2026年的今天往回看。
你得先回到90年代,看看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分税制:先把“国家的钱从哪里来”搞明白
我觉得朱镕基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中国政府的财税体系真正往现代国家的方向推了一大步。
今天我们觉得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税收、预算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好像政府本来就应该这么运行。
但90年代初,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地方财政包干,各地情况差异很大,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明显不足。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22%左右。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
朱镕基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会搞经济”,而是开始把一个庞大的国家按照现代财政制度重新搭起来。
当然,分税制后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中央拿走了更多财权,但地方承担的事情并没有同比减少,地方政府为了找钱,后来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于是,土地财政、房地产、地方债,这一串问题慢慢形成了。
但我觉得这里不能简单说:“土地财政后来出了问题,所以分税制错了。”
这就像汽车出了车祸,不能因此说汽车不应该被发明。
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分税制解决了当时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后面的财权、事权和地方财政问题没有继续及时调整。
一个改革可以解决上一代问题,同时制造下一代问题,这并不等于这个改革当初就是错误的。
二、国企改革:当年如果不动,可能真的会出大问题
再看看90年代的国企。
今天很多人觉得国企改革就是“下岗”,但如果回到那个年代,情况其实比“下岗”两个字复杂得多。
大量国企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企业之间还存在严重的三角债。很多企业连工资、原材料的钱都发不出来,国企还承担着住房、医疗、养老等大量社会功能。
如果完全不改革,难道就能一直这么撑下去吗?
我觉得很难。
所以当年的“抓大放小”、兼并重组、减员增效和国企改制,本质上是在给已经非常沉重的旧体系动手术。
这个手术当然会疼,而且疼得非常厉害。
很多下岗工人后来生活确实非常困难,这一点不能因为改革需要就假装不存在。
但反过来说,如果因为改革很痛苦,就认为国企当年不应该改革,我觉得同样站不住脚。
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不改革还能不能撑下去”的问题。
当然,“抓大放小”后来留下了国企继续做大、部分行业垄断等问题,这些都可以批评。
但这和朱镕基当年迈出第一步,是两回事。
至少在他的任期内,中国开始真正面对一个问题:国企不是天然不能破产,国企也必须接受市场规则。
至于后来这条路为什么没有继续走到底,那是后来的事情。
三、住房市场化:福利分房真的公平吗?
现在很多人一提房地产,就会说:“当年房改是不是错了?”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简单。
90年代以前的住房分配,看起来不用买房,好像很美好,但实际上真正能分到什么房子、什么时候分、分多少,和单位、身份、工龄等都有关系。
而且排队等房并不是什么浪漫故事,很多人等了很多年,房子的质量和居住条件也未必有多好。
把住房从福利分配逐渐变成商品,方向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是,住房市场化之后,廉租房、公租房、土地财政、房地产金融等配套制度有没有跟上。
后来房地产越来越像一台巨大的经济机器,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居民全部绑在了一起。
这才形成了今天这么复杂的局面。
不能因为今天房地产出了问题,就反过来说当年福利分房才是正确答案。
四、高校扩招:今天的内卷,不能倒推当年的方向错了
教育也是一样。
1998、1999年前后,中国开始大规模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今天我们看到大学生越来越多、学历越来越卷、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人会觉得:“当年的扩招是不是错了?”
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扩招,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人口这么多的国家,高等教育长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大学,这本身也不合理。
所以高校扩招解决的是“大学太少”的问题。
后来出现的学历贬值、专业结构、就业压力、教育成本等问题,是另一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最怕的就是把两个时代的问题混成一个问题。
五、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真正的负担,也开始被看见
这一点我个人特别有感触。
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民承担的不只是农业税,还有各种费用和摊派。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有同学因为家里没有交清公粮或者相关费用,甚至影响到上学。
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逐步试点,2001年进一步扩大。它的重要意义,不只是简单地“少收一点钱”,而是开始把农民到底承担了多少税费这件事情真正理清楚。
后来农业税最终取消,也和前面的税费改革存在明显的制度联系。
很多重大改革其实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层一层铺路,最后才走到我们看到的那一步。
六、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改革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改”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评价朱镕基,不能只盯着今天的问题,然后问一句:“这个是不是你当年留下的?”
如果这么评价历史,那几乎所有改革者都跑不掉。
汽车发明以后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不能说汽车不应该发明;真正应该问的是,交通规则为什么没有及时完善。
同样的道理,分税制之后出现地方财政压力,就应该继续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出现住房问题,就应该完善保障住房和土地制度;国企改革之后出现新的垄断问题,就应该继续推动市场竞争。
问题从来不是“改革以后不能出现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发现问题以后,还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勇气。
七、不要把朱镕基神化,也不要把他妖魔化
说到底,我并不认为朱镕基是什么完人。
他的很多改革当然存在争议,有些改革也确实留下了后来的问题。
但如果把时间拨回90年代,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真的没有今天看起来那么容易。
那时候中国既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今天这样强大的财政能力,更没有今天这么完整的金融和政府管理体系。
很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朱镕基担任副总理加总理,大约十年时间。一个人不可能在十年里把一个十几亿人口国家的所有制度一次性设计完美。
所以我更愿意这样评价他:
朱镕基最大的功绩,可能不是留下了一套完美的经济政策,而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能够让现代政府真正“算账、收钱、花钱、办事”的经济财政框架。
一个国家最后绕不开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钱从哪里来?
钱怎么收?
钱怎么花?
中央和地方怎么分?
企业怎么活?
老百姓怎么生活?
这些问题看起来很俗,但一个国家真正运行起来,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再回头看90年代,我越来越觉得,那一轮改革真正难的地方,不是某一项政策,而是在旧制度已经撑不住、新制度又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候,硬着头皮往前走。
今天我们可以批评当年的土地财政,可以批评房地产,可以讨论国企改革的得失,也可以讨论教育改革的副作用。
但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就把当年的改革全部否定掉。
更不能幻想,如果当年什么都不动,中国就会自动变得更好。
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
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真正可怕的不是改革出了问题,而是明明已经知道旧制度不行了,却因为害怕改革的代价,最后选择什么都不做。
重温90年代的改革闯关,我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朱镕基有多伟大”,而是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改革从来不是把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而是先解决最要命的问题,再把剩下的问题交给后来的人。
朱镕基留下的,当然不可能是一张完美答卷。
但至少,他在那个时代接过了最难的一张卷子,而且真的动手答了。
至于后来的人有没有继续把这张卷子答下去,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改革不易,历史更复杂。评价一个改革者,也许最应该做的,是先回到那个年代,看看他当时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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